河泊所遗址入选凭什么？

云南左尉

永昌太守章

西汉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纪年简 西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纪年

滇国相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河泊所遗址发掘出的文物。

河泊所遗址商周至汉晋时期的系列重大发现，厘清了云南滇中地区从商周至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深化了对云贵高原古代历史文化面貌的认识，是近年来西南边疆考古取得的最新成果。

同时，河泊所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西南边疆从“多元”融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历史过程的典型案例。简牍中有关秦汉时期“郡、县、乡、里”的发现，填补了秦汉时期郡县制考古实物记录的缺失，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基层组织提供了考古实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实证了“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等历史史实。简牍中释读出的“滇国”“滇丞”“滇相”与此前出土的“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等相互印证，表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生动写照，对研究秦汉之际的西南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重大价值。（昆明日报 记者王姗报道）